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的族源可上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东部操伊朗语的诸部族。这些部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分布在我国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11世纪时,突厥游牧部落将中亚地区操伊朗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民统称为“塔吉克”。以后,“塔吉克”逐渐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自称。在历史上,自古就繁衍生息在新疆广大地区的塔吉克人,和不同时期从帕米尔西部东迁并定居塔什库尔干一带的塔吉克人,是我国塔吉克族的先民。

两千多年以前,张骞通西域,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帕米尔东部的各伊朗语部落与中央王朝确立了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前往大月氏、安息等国的使节和商人不断经过帕米尔地区,帕米尔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使得塔吉克族和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促进了塔吉克族古代社会的发展。

公元2、3世纪,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先民们建立了朅盘陀国。“朅盘陀”一词在东部伊朗语中意为“山路”或“山间平地”。朅盘陀地处丝绸之路的孔道关隘,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着桥梁作用。

朅盘陀国在我国塔吉克族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据《大唐西域记》及其它史料的记述,朅盘陀国在当时塔什库尔干及其周围地区开挖渠道,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农业;修建驿站及免费提供过往行旅住宿的房舍,以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修建城堡、城市,社会文化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国力最为强盛,都城周围约十余里,还环绕着12座城堡。当时,朅盘陀国建筑了10多座寺院,僧侣达500人之众,国王还恃武力,从邻邦“请”来当时号称“四日照世”之一的名僧童受,并为他修建了“台阁高广,佛象威严”的寺院,使朅盘陀成为这一地区小乘佛教中心。朅盘陀国继承并发展了汉代葱岭各部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即使在中原分裂后形成南北朝期间,也屡次派遣使者,远行万里,同北魏和梁朝进行联系,并贡献土产。唐初,朅盘陀受辖于播密州,属安息都护府节制,同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

朅盘陀国大约存在500多年,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吐蕃势力达到帕米尔一带,朅盘陀国国王裴星归降吐蕃。此后,唐朝为加强西部边防,在开元年间设立了属安西都护府管辖的“葱岭守捉”,扼守帕米尔高原,实行有效的管辖。宋、元之际,塔什库尔干称为色勒库尔,朅盘陀的后代也随之成为色勒库尔人。

蒙古人征服中亚之后,色勒库尔连同中亚大片土地一起便归属于察合台汗国。由于几经战乱,又常遭附近割据势力的掳掠,色勒库尔的塔吉克族人口锐减,而且大部分散居在深山幽谷之中,在那些外人罕到的地方放牧少量牲畜和耕种小块土地,经济发展停滞。在宗教信仰方面,则和附近居民相似,普遍皈依伊斯兰教,并最迟在11世纪,加入了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教派。明朝时期,统领南疆广大地区的叶尔羌汗国一直向色勒库尔派驻阿奇木伯克,色勒库尔地区成为叶尔羌汗国的一部分。叶尔羌汗汗国解体之后,由于战乱仍频,塔什库尔干地区和塔吉克人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很多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生产凋敝,民不聊生。

17世纪初,色勒库尔为察合台汗后代建立的东察合台汗国所属。由于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人口逐渐发展,在色勒库尔的中心地带建有许多小村落。18世纪初,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教派的“伊禅”色以提利在察合台后裔的支持下成为色勒库尔塔吉克的统治者。

1759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设置了统辖新疆的伊犁将军,喀什噶尔以西及帕米尔地区都属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直接统辖。色勒库尔沿明旧称,划为色勒库尔回庄。它与南疆其它地区一样,实行伯克制,由叶尔羌办事大臣委派五品至七品伯克,管理地方行政事宜。1884年新疆建省,取消了南疆的伯克制,色勒库尔由莎车府分设“蒲犁分防通判厅”。辛亥革命以后改为蒲犁县。蒲犁庭下辖27个庄,每庄由分防通判(后来由县长)委派当地上层分子一人担任“乡约”管理全庄。

塔吉克族人民富有保卫祖国的光荣传统。18世纪时,帕米尔附近的浩罕汗国等部多次骚扰和掠夺色勒库尔地区。1836年冬,浩罕侵略军进犯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率众浴血奋战,被浩罕入侵者杀害,为保卫祖国的领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长诗《太洪》至今仍在塔吉克人之中传唱。

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了侵略政权哲德沙尔汗国。阿古柏派爪牙阿山夏“镇抚”色勒库尔,对塔吉克人民进行严密防范和残酷镇压。很多塔吉克人被迫远走他乡,逃往瓦罕、布哈拉等地避难。很多居民竟被阿古柏当作罪犯,流放到喀什城北的帕齐牙尔和莎车境内。

1877年,清朝政府派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原色勒库尔回庄阿奇木伯克艾里布利用清军胜利的声势和塔吉克人民驱逐侵略者的要求,杀死阿山夏,收复色勒库尔。清朝政府赏给艾里布蓝翎五品顶戴,管辖原色勒库尔回庄辖地,并兼管色勒尔西北9处柯尔克孜族游牧地。

1891-1894年,沙俄勾结英国,悍然瓜分了帕米尔,并企图进占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人民为防御俄英帝国主义的继续入侵,应募组成“色勒库尔绥远回队”,由驻防当地的马队旗官兼任管带阿奇木伯克兼任总哨,负责保卫地方。许多塔吉克牧民自愿迁到塔什库尔干南部的热斯坎姆附近边卡和明铁盖等处,长期在那里垦牧戍边,担任边防重任。

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代表向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建议,为巩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必须制止帝国主义在新疆土地上的非法活动。于是,1938年至1940年间许亮、胡鉴两位中共党员来到塔吉克牧区工作,分别担任蒲犁县县长和边防大队队长,领导塔吉克族人民开展反帝斗争,发展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1942年,盛世才彻底投靠国民党,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塔吉克人民又陷入苦难之中。1945年8月22日,塔吉克和柯尔克孜两族人民掀起了蒲犁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先后攻克蒲犁、叶城和泽普三县。蒲犁革命有力的配合了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南部的统治,在塔吉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46年6月,三区革命政府履行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和谈条款,解散了蒲犁革命军。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重新进入蒲犁,大肆捕杀革命者和无辜人民,被捕、被杀达4000多人,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清代以前,塔吉克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虽然早在朅盘陀国时已经有了“决水以种”的灌溉农业和纺毛织毡毼等手工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塔吉克族的畜牧业、农业生产都比较粗放,生产水平长时期地停滞在比较低下的状态。由于缺乏铁器,一直使用帕米尔特有的、体型高大的野羊犄角来犁地。清初,色勒库尔回庄与喀什、叶尔羌等地的贸易交换逐渐开展,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棉布、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输入塔吉克族地区。尤其是在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帮助之下,塔吉克族在改进耕作方法、兴修水利、畜产品加工、繁殖牦牛、大尾羊等技术方面,都有了较快的提高。

17世纪末,统治色勒库尔的贵族、头人强迫塔吉克族人民缴纳赋税、服无偿劳役,进行封建剥削。不久,伊斯兰教伊斯玛仪勒教派的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合为一体,宗教上层受到清政府的加封,并被任命为伯克。他们掌管司法、税收、民政等事务,逐渐形成了以伯克为主体的世袭封建统治集团。具有明显封建领主性质的各级伯克,除由朝廷按季发给“养廉费”外,还按照等级,封赐几户至几十户数量不等的佃役户“诺坎尔”(塔吉克语,奴仆)。“诺坎尔”全家终身供伯克役使,为伯克耕种土地、放牧牲畜和从事家务劳动。此外,有的伯克还蓄养奴隶“邓干力克”(塔吉克语,像牲畜一样买来的人)。清代的伯克制赋予塔吉克族封建贵族以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同时,清政府又通过各级伯克统治塔吉克各族人民。因此,伯克们无不仗势欺压百姓、横行地方。世代充当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相当于县级地方行政官吏)的克里木,为了扩大庄园,凭借政治上的权势,作威作福,竟用一纸公文就把小同庄四十多户牧民变成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户籍、类似农奴的“阳切克”。在封建统治和压迫之下,塔吉克族人民生产得不到发展,生活极端贫困,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前,聚居在蒲犁的塔吉克族,主要经营畜牧业,并有小量农业,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生活,春播以后上山放牧,秋季回村收获过冬。畜牧业、农业的生产水平都很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能提供数量极少的牲畜和畜产品,用以交换粮食、茶、布等生活必需品。沉重的封建压榨形成的贫富分化,从生产资料占有的状况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广大贫苦塔吉克族牧民只有少量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牲畜,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少量富有的牧主则不仅有着数不清的牦牛、骆驼和马、羊,还霸占着大片牧草场和良田。以塔什库尔干为例,1925年,当地834户塔吉克牧民,共有羊43171只,平均每户应有50多只,然而,其中最富有的一户就有900只之多,最穷的一户只有8只,相差100多倍。

在塔吉克族地区,牧主和富裕牧民用以进行剥削的手段主要是雇工。牧工每放100只羊,一般半年工资只有一只绵羊和一只羊羔。有的牧主将牲畜交给贫苦牧民代牧,而代牧200只羊,一年也只能得到20只母羊的奶和毛的报酬。占有大量牲畜的牧主不仅占有了全村共有的牧场,还利用“氏族互助”的传统,榨取贫苦牧民的劳动。在亲戚、乡亲的掩盖下,穷牧民不得不依附着牧主、富牧,终年为牧主从事放牧、挤奶、制作奶制品等生产劳动及家务劳动,为的是换取一些糊口的奶食。新疆建省以后,各地都废除了县级以上的伯克,唯独色勒库尔的正副阿奇木伯克依然存在,直到辛亥革命后十多年,才予以撤销。因此,直到1925年,“阳切克”才得以免除无偿劳役,恢复自由,取得户籍。

分布在莎车、泽普、叶城等地的塔吉克族居民定居务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如泽普县一户塔吉克族地主占地多达4500亩。大多数塔吉克族贫民和当地的维吾尔、回、汉等族人民一样,遭受占有大量土地、垄断水源的地主阶级地租、水租的沉重盘剥。在这些地区,“伙种”是主要剥削形式,即地主将土地拨给“邻居农民”耕种,收获时先由地主扣除种子和耕牛等费用,然后双方对分。田赋归农民负担,同时农民还必须以60%左右的劳动日到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服劳役,他们的家属也要为地主无偿从事各种家务劳动。可以说佃农与农奴无甚差别,仅仅是稍有人身自由而已。

南疆地区自十世纪末就传入了伊斯兰教,塔吉克族较早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塔吉克族的统治集团,还利用宗教特权,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塔吉克族原来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十八世纪初,两个封建贵族集团互相争权,随着自称穆罕默德“圣裔”“依禅”的色以提沙利的得势,塔吉克族人民改信了什叶派的支派伊斯玛仪勒派。这一教派宣扬崇信宗教领袖“依禅”。“依禅”的职位世袭,对教徒有很大的特权。虽然塔吉克族地区的清真寺很少,礼拜、封斋等宗教活动也不多,但是宗教和塔吉克族人民的生活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职业者“卡孜”、“阿兰姆”、“海力派”等都藉掌管宗教法律、主持节日活动、诵经礼拜等活动勒索教徒。“依禅”每年出巡一次,教徒按例送牲畜钱财等“礼物”以示虔诚。并以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供献”。此外,教主和“依禅”们所占有的大量土地也都由教徒无偿代耕。名目繁多的宗教负担一般达到每户牧民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论牧区还是农村,各种苛捐杂税徭役多不胜数。尤其是1947-1949年,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牧民每年被迫向国民党政府缴纳羊三千多只,柴草上百万斤。国民党军队为了制作马掌,将塔吉克族地区的铁器也搜刮殆尽,许多地方全村只剩下一把砍土镘,以致塔吉克族人民不得不用野羊角、木犁耕地,使农业生产人为地倒退了几个世纪。在苛政暴敛之下,解放前夕的塔什库尔干,畜牧业生产急剧下降,牲畜总数比1942年减少了一半,约有50%的牧户牲畜不足二十头,有20%的牧户只有一、二只山羊或者完全没有牲畜。广大塔吉克族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疾病蔓延,人口锐减,新中国成立前,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只剩下7000多人。苦难深重的塔吉克族人民,日夜盼望着解放。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