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

拉祜族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历史传说。传说拉祜族祖先原来是过着狩猎的生活,为了追逐窜入南方密林中的一匹马鹿,发现了水草茂盛的草原,而开始从北向南迁徙。其服饰兼具早期北方游牧文化和近现代南方农耕文化双重风格的特点,也反映了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据考,拉祜族应源于古氐羌系统,属于古氐羌遗裔之一,生活在青海湖流域一带,早期过着游牧生活,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有人认为,远在二千年前的西汉时代,游牧于滇西洱海地区的“昆明”或“昆明之属”,可能就是包括拉祜族在内的彝语支某些民族的先民。当时的“昆明”人还处在“无君长”的原始社会,过着以氏族为单位的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擅于猎虎而闻名。在巍峨的哀牢山和无量山区,无数碧绿如茵的草坪坡地,便是他们驰骋游牧的场所。

两汉时,拉祜族先民曾活动于滇东,后又迁居滇中。三国至唐代,生活在今天大理州巍山等地。公元八世纪,云南南诏政权崛起以后,拉祜族先民被迫大规模南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称拉祜族为“锅锉蛮”,这是拉祜族先民作为单一族体在古代文献中的最早记载。宋元时期,拉祜族先民不断向南迁徙。元代《经世大典•招逋总录》有“罗黑加”。这是有据可考的关于拉祜族先民居地的最早记载。由此可知,至少在13世纪时,拉祜族已经形成单一民族。到18世纪以前,拉祜族就已大致居住在现今所分布的地区。在周围汉族、傣族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由狩猎生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拉祜族社会缓慢地向封建制转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傣两族的影响。

明代,拉祜族曾出现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新平县(当时的新化州)境内,文献中称他们为“果葱”。清代,由于拉祜族地区战事频繁,拉祜族活动状况在文献中的反映日渐增多。清康熙年间编撰的《云州志》、《楚雄府志》等称拉祜族为“倮黑”。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公元1726年景谷、镇源、墨江、普洱等地拉祜族起义到1918年澜沧仙顶营拉祜族起义,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中,拉祜族共举行过20多次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起义。雍正五年(1728年)冬,镇沅县拉祜、傣、哈尼等族人民起来暴动,焚毁府署衙门,杀死威远同知。澜沧江以西的拉祜、佤、布朗等族农民于1796年到1799年爆发了反对傣族土司的斗争。这些斗争活动,促使不同地区拉祜族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加强了各地拉祜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光绪十八年(1892年),清政府鉴于地处边疆的拉祜族地区政治、经济地位日益重要,为加强拉祜族地区的统治,在拉祜族较集中的双江、澜沧、孟连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到清末,拉祜族已经基本形成如今的分布格局。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1934年拉祜、佤等族农民粉碎了英帝国主义侵占班洪的可耻阴谋。以后,拉祜等族人民还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帝国主义宗教特务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拉祜族人民纷纷加入当地游击队,展开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历史上,拉祜族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有反抗封建统治的英雄,如清末云南孟连县的拉祜族头人扎法。1891年,他联合傣族土司罕炳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领导拉祜族人民和傣族人民屡次打退了清军,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有杰出的爱国人士,如李通明(1861—1901年),原名扎俄,生于缅甸孟卯,1874年迁到西盟勐坎,到寺院拜佛,被三佛祖留在寺院放马。他刻苦攻读经书,后来又被三佛祖招为女婿,三佛祖病故后,由他继位管理行政宗教事务。1890年英国殖民者从缅甸进入阿佤山区,用巨款收买李通明,被严辞拒绝。后来清政府封他为“西盟勐梭土目”。有贡献突出的文化工作者,如拉祜族文化研究专家、舞蹈家李扎约(1943-),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他编创了《欢乐的山寨》、《快乐的姑娘》、《猴子舞》等近百种舞蹈,还搜集、整理的大量拉祜族的民间文学,如叙事诗《牡帕密帕》、迁徙诗《根古》等,以及大量民间故事,为拉祜族民间文学、民间舞蹈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勤劳勇敢的拉祜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形态。

拉祜族先民最初的社会组织是双系制大家庭公社,主要的生产方式是游猎和采集。随着拉祜族的半定居到相对定居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外界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社会组织逐步地缘化,使拉祜族从血缘或地域的公社组织转变为部落组织,早期的“卡些卡列”制度(即村寨头人、长老制度)由此而产生,并随着庞大聚落群的出现,“卡些卡列”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卡些卡列”制度是拉祜族古老的政治、军事制度,是村寨“卡”的政治、行政军事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在经济上以游猎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社会结构上与双系大家庭制度相适应。“卡些”、“卡列”作为“卡”的领导者、指挥者操持着村寨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大权,成为社会生产生活机制运行的核心。

首先繁荣于拉祜族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是母系大家庭制度,当拉祜母系大家庭制度进入繁荣阶段的同时,也孕育了父权制家庭,从而形成了拉祜族特有的双系大家庭并存的“屋吉屋卡”制度。男性祖先的后代属父系屋吉屋卡,女性祖先的后代属母系屋吉屋卡。子女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屋吉屋卡”制度是双系大家庭并存同一时空的婚姻家庭制度,是拉祜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

至明末清初,随着大乘佛教的传入,拉祜族地区出现了以古老的“卡些卡列”制度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佛堂是传教活动中心,也是政权组织中心。佛爷是宗教和政权的主持者和当权者。清王朝在云南改土归流之后,靠内地地区的土司统治已名存实亡,在地方上不再握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实权,政治、经济上具有实力的土司集中到边疆民族地区。清朝末年,为加强对拉祜族地区的统治,清王朝在拉祜族人口比较集中的顺宁府属孟连土司辖地境内设镇边抚彝直隶厅,委任镇压拉祜等民族起义中“有功”的当地人和归顺朝廷的拉祜族头人为土司、里目。民国时期,国民党废除土职,推行区、乡、保、甲制度,结束了拉祜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不同时代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彻底废除“卡些卡列”制度,反而使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统治者对拉祜族地区的管理工具。“卡些卡列”制度及其思想对拉祜族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拉祜族家庭可分为双系大家庭和父系小家庭两种。双系大家庭一般由一对夫妇的三代或四代后裔组成,大家庭中,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一个小家庭,已婚子女又分别组成若干小家庭,所有的小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座长屋里。大家庭有以女家长名字命名的,也有以男家长名字命名的,这与男女家长的地位和权利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庭的家长由大家庭中的老年夫妇共同担任,他们死后,由家庭中其他长者担任。大家庭的公共财产由家长掌管,大家共同享用。分家时,凡共同居住在长屋的子女均可平均分得一份土地和财产。明清以来,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制度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双系大家庭制度。小家庭制度一般包括父母和子女两代,家庭生活中男女地位平等,生产和家务劳动按性别自然分工,子女都有财产继承权。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到历代统治者、傣族土司领主和汉族地主奸商,以及本民族上层的压迫和剥削,拉祜族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迟缓。按其发展水平,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封建地主经济地区。居住在澜沧县东北部以及双江、临沧、景谷、镇沅、元江、墨江等县的拉祜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社会经济发展比拉祜族的其他地区较为迅速。由于受到汉族的影响,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先后形成了封建地主经济。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农具与汉族基本相同,只是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耕作粗放。由于耕牛、农具不足,不选种,不施肥,水田和旱地的产量都比较低。手工业有打铁、纺织、制竹器等,一般作为自给自足的副业,很少在市场出售。在农业方面,土地占有制比较集中,除汉族地主外,也有少数本民族地主。地租一般为50%。汉族地主、奸商往往利用青黄不接时期,向拉祜族农民放高利贷,利率很高,剥削残酷。秋前借食盐或茶叶6斤,秋后就要还谷子130斤,秋前借酒三十碗,秋后也要还谷子130斤。过去流传的“谷子熟,拉祜哭”的民谣,是拉祜族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

(二)傣族封建土司领主经济支配下、保留有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地区。居住在澜沧西南部以及孟连、耿马、西盟、沧源、西双版纳等地的拉祜族,也占总人口的一半,在傣族封建土司领主的统治和汉族地主奸商的贪婪敲诈下,生活更加贫困,生产更加落后。除农业外,季节性狩猎、养蜂和采集,在经济中还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农民种的粮食除去被剥削的以外,所剩的只够四五个月的食用,因此长年累月靠采集野生植物,如红毛薯、山葫芦、地枇杷、鸡树果、马尾根、苦莲子等来充饥。来自汉族和傣族地区的铁制农具,经过奸商的残酷盘剥,一张犁铧一般要用130斤旱谷才能买到,缺吃少穿的拉祜族农民根本无力购买,铁制农具十分缺乏。例如西双版纳新抚掌全寨24户、181人,只有21把锄头、4把砍刀,因此有“一架犁头半年粮”、“一把锄头锄三代”的传说。由于缺少铁质农具,拉祜族农民只好用竹刀刈草,用木锄碎土,用木铲点种,用竹手铲中耕。

落后的生产工具,只能刀耕火种。通常只是把树木砍倒烧光后,简单地锄、犁一下(有时甚至不锄、不犁),就种旱谷、玉米或荞子,很少中耕,绝不施肥,任其自然生长。二三年后,等到地力消耗殆尽,就抛荒不要,另行砍树烧山或在抛荒后经过七八年轮歇的土地上栽种。因此,这些地区旱地的占有权是不固定的,谁种谁收,随种随丢,他们叫做“蒿枝开花随人种”。但是,对于水田和经过长期加工的旱地,占有权已经确立。

傣族封建土司领主对于拉祜族农民的统治和剥削,一种是通过贡纳制把他们变为隶属农民(如孟连和澜沧县部分地区);另一种是使他们沦为农奴,以村寨为单位,为土司提供专业性的农奴制劳动,如舂米、清除粪便、传递通讯之类(如耿马等地区)。在后一类地区,拉祜族内部还保留着生产上的原始协作以及土地公有的原始社会制,包括母系家族公社的残余。

拉祜族历史上“重自由,轻迁徙”,生产状况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了拉祜族对于森林、土地、籽种等的依赖和迷信,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及耕作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号地”。耕作前,各家可在该村寨地界范围内,寻找适当的地点,看中哪块地,就地锄上一锄,或打上一个草结,或剥去地上一树的皮为记号,再划出地界,就算是已“号”住了这块地,准备在这块地的范围内生产,别的任何人看到记号就不会来相争,谁要是故意越界种地、砍树、围猎的话,必定要受处罚,这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号地者在地界内刀耕火种,待土地的肥力耗尽,就抛荒而去。这块荒地荒废若干年,原主转回时可能再用它,也可能另号新地。放荒了的土地,其他人若先看中了它,可以选定,原主是不会在意的。

懒火地和犁挖地。每年秋冬砍倒一片地,次年开春后放火烧尽地上的树枝杂草,以草木灰作底肥,戳穴下种。稍事挖锄即待收获。有的地方,人们在收割季节就干脆搬到地边去,边收边吃,收完,也就吃光了。这一耕作方式,被称为“种懒庄稼”。犁挖地的耕作较之前者更为细致些。在号好的土地上,夏季去杂草,犁翻土地。秋季砍倒一些树木,次年春来焚烧草木,待禾苗冒土后,进行几次薅锄,秋后开镰收割,脱粒后归仓或收藏在土洞中。

水田耕作。水田耕作一般有两种:一种在山箐坡地上开辟一些田,无水利灌溉设施,全靠老天下雨来浸泡土地,雨下透方可耕作,这叫“雷响田”;另一种在地势较好的地方,开辟出水田。在生产季节里,拉祜族人民特别看重互相关照,谁家收割,全寨出动,主人量力招待,一顿饭就算了事;对于老弱病户,无须喊叫,无须招待,人人自觉前往,不计报酬;还有的村寨,今天帮这家,明天就依序去那家,轮回帮忙,帮者不计报酬,受益者象征性地出一点钱,由伙头保管,作为公共祭祀活动费用。村寨的每个成员,不能在本寨生产未结束前外出谋生,年轻人也不能在大忙中吹芦笙或去谈情说爱。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