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

关于保安族的族源和形成,由于史料缺乏,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主要有蒙古人为主说、回族为主说和色目人为主说等。

蒙古人为主说。根据保安族的传说、语言特点和类似蒙古族的某些生活习俗方面来看,保安族可能是元明时期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的回、汉、藏、土各族长期交往,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

回族为主说。持此观点者多是从保安族与回族有关的传说来追溯其源流的。有认为保安族是从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市)或南京等地迁至青海同仁一带的“回民”,与当地其他民族结亲落户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有认为从陕西、甘肃临夏等地派往保安地方屯垦守边的回、汉“营伍人”(即戍边部队),落户定居发展而成保安族;还有认为是临夏大河家地方的“回回”,因长期在同仁等地经商,后落户定居发展形成了保安族。

色目人为主说。认为保安族原先居住过的青海同仁地区,早在汉、唐之际,曾先后为西羌、吐谷浑、吐蕃的属地。1032年,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其势力也涉及同仁地区。辽、金时期,女真人控制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影响直达包括同仁在内的积石州境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诸部以后,进行大规模的西征。在西征过程中,将中亚诸国大批被俘的青壮年编入“探马赤军”,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这些人包括回回、哈剌鲁、康里、阿儿浑、撒尔塔、汪古等多种人,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当时被通称为“色目人”(意为“各色各目”)。1225年,成吉思汗由中亚回师蒙古,这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又随蒙古军队进入并留牧西北等地。1227年,蒙古军队灭掉西夏,并渡河攻打积石州,占领了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地区。1247年,西藏萨班会见蒙古太子阔端后,蒙古军队与西藏的往来随之频繁。从此,同仁一带成为兵家过往的交通要道,同时成为沟通内地与西域贸易的据点,驻扎着包括中亚诸国人在内的蒙古军队。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随着战争的减少,遂将“探马赤军”编入民籍,就地驻扎屯垦,允许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成为“民户”。从此,在同仁一带戍边屯垦的军士,就成为保安族的“先民”。

明朝时,统治者为了“守边防番”,在各地增修城堡,并派兵驻守。洪武时期,在今青海同仁地区设置保安站、保安堡;万历年间,在同仁隆务地区设置“保安营”,并扩建为保安城,隶属河州卫,置都指挥,管辖同仁十二族(亦称“保安十二族”,意为同仁地方的十二个以藏族、土族居民为主的大部落)。这时在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一带落户的蒙古人、色目人仍然居多。原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主要聚居在隆务河边的保安城、下庄和尕撒尔等地。后来明朝政府不断从各地调来大批回、汉族军士屯田戍边。“保安营”得到发展和扩大,保安地方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色目人后裔为基础,回族、蒙古族、藏族、汉族、土族等民族相邻共处,联姻结亲,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语言,具有了共同心理素质,大致在明朝中叶,自然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

清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受当地喇嘛教隆务寺封建农奴主的欺压,保安族被迫迁徙,在循化住了几年,又转入甘肃,在积石山边临夏大河家、刘集一带定居下来,在新的定居地,保安族仍按同仁居住时的习惯,尕撒尔的保安人聚居在大墩村,下庄的保安人聚居在甘河滩村,保安城的保安人聚居在梅坡村,形成今天的“保安三庄”。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保安族一直处在地方军阀马安良、马步芳等统治下。1930年起,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将该地划为“两保”。

历史上,保安族人民曾以不同形式参加了临夏地区回、汉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清同治初年,保安族在由青海同仁向临夏迁徙的过程中,参加了当地回族反清起义。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驻守京城的“甘军”中有十几名保安族战士同兄弟民族士兵一道,英勇地打击外国侵略者,一些保安族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保安族人民不断地同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派捐、派差、抓丁、强占水利资源和山林等暴行展开斗争。他们常常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拿起斧头、刀子同反动乡政府以及地主爪牙们展开英勇的斗争。这充分表现了保安族人口虽少,但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团结战斗精神。

关于保安族的早期生活,文献记载比较缺乏。据民间传说,约在清同治时从青海迁到甘肃以前,社会生活中已经呈现出很多封建社会的特征。保安族的早期社会,大体沿袭历史旧制,除以部落组织的形式,受地方土司管辖外,各村都设有头人主持事务,称作“坊头”。很多“坊头”倚仗权势,霸占土地,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

保安族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地区以后,原来的封建头人便与当地官僚、地主、教主们勾结,霸占了大片农田、林地、果园,垄断了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在保安三庄,占总户数6.7%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部耕地的33%以上,并和当地回族官僚、地主共同霸占着大河家地区的大片林地和果园,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的水利资源。贫苦农民只能耕种沿山根的干旱地或河滩地,他们多数沦为地主的佃户,受到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在这里,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进行剥削的普遍形式,租率一般在50%以上。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其中被称为“驴打滚”的月利一般为一分,致使农民负债累累。佃农们每年起码要为地主无偿劳役三个月,替地主家修房子、打堡子、整果园等等,甚至农忙时节也要随叫随到。正如地主叫嚣的:“你们的油缸倒了,也得先扶我的水缸。”保安族居住的梅坡、麻池、岔口三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就有180户人家给地主扛长工和短工。不仅如此,地主阶级还通过雇佣长工、买卖丫环等形式进行剥削和压榨。这些都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安族社会封建性较强的特点。在野蛮的封建压榨下,保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贫苦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

保安族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部分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他们的农业生产在东迁以前已见诸记载,至清雍正初年,保安、撒拉地区,凡有成熟之地,久为恒产。东迁后学习汉、回等族生产技术,耕作采用豆、麦倒茬轮歇制,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等,开始大量种植小麦。保安族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玉米、青稞、胡麦、豆类、洋芋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大麻、花椒。蔬菜品种主要有白菜、茄子、西红柿、辣椒等。果树品种亦繁多,有桃树、梨树、核桃树、苹果树等。保安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手工业是打刀,被称为“保安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保安刀的生产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制作技艺高超,锋利耐用,精致美观。著名的“双刀”和“双垒刀”的刀把,多用黄铜或红铜、牛骨垒叠而成,图案清雅美丽,享有“十样景”的赞词,誉满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