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

在历史的长河中,阿昌族不仅创造了光荣的历史,而且创造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灿烂的文化。

阿昌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主产水稻、旱稻,传统的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轮歇烧荒”,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粗放的生产方式已经逐步得到改变。阿昌族在栽秧、秋收等农忙时多与亲戚、邻居换工互助。稻谷收进家时,要“尝新”。这一天人们吃饭时要先喂狗,以感谢狗将谷种带给他们(民间传说是这样认为的)。阿昌族人民喜欢在田间地头、山上一边劳动一边唱山歌,自娱自乐。如果遇上过路人,对方接唱时,有时甚至可以唱几个小时,乐此不疲。阿昌族有个传统习俗就是人们上山打猎、下河筑坝捕鱼所获,只要是参加者,不论大人、小孩,每人均可分得一份。

阿昌族饮食以大米为主食,辅以面食,嗜食酸笋、酸菜等食物,也喜食火烧猪肉。户腊撒的“过手米线”、梁河的黄花粑粑及生片石姜等是较有特色的民族风味食品。阿昌族喜欢饮酒,多数人家自酿米酒。已婚妇女大多喜欢嚼槟榔,闲暇时,大家互传槟榔,以牙齿染成黑色为美。

阿昌族服饰别具风格,各地稍有差别。传统上,阿昌族男子一般穿蓝色、白色或黑色的对襟上衣,黑色长裤。腊撒地区的成年男子也有穿左襟上衣的。户撒阿昌族男性青壮年喜欢包白色包头,梁河的男性青壮年则喜欢包黑色包头。妇女的服饰因地而异。户撒阿昌族女性的服饰,已婚和未婚的没有区别,均与附近傣族的很相似。腊撒、梁河两地妇女上衣均为长袖圆摆对襟衣,下着筒裙,也配戴银项圈、银手镯等饰物。两地已婚妇女包头制作款式略有差别,梁河妇女的包头约有33公分高,而腊撒妇女是带圆盘黑包头。少女的传统服饰是浅色对襟上衣,下着深色裤子。腰系绣花围裙,发辫挽于头顶,发辫上插花。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阿昌族妇女买来布和花边来缝制围腰,取代耗工费时的机织围腰。其着装正走向简化,裤子代替了筒裙,还改良了包头布。许多年轻人均改穿汉装和傣装,只有头部装饰还保留一些民族特色,但在节日和接待客人时,仍要穿上民族盛装。

阿昌族多居住在坝区和半山区。村寨一般选择在有阳光、水源充足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阿昌族人民的生活较苦,大多数人住茅草房,即以竹、木为屋架,篱笆糊泥为墙,茅草盖顶。1949年以后,茅草房逐步减少,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绝迹。

典型的阿昌族住房是正房加两纵厢房、一堵照壁的“四合院”。一般为土木结构瓦房或砖木结构瓦房,有的还建砖混结构的平顶房。正房讲究座向,住宅大门保持“迎山开门”的古风遗俗。正房一般有三间,正房中间为堂屋,设有神龛、火塘,是饮食、取暖、会客祭祀的场所。堂屋内的火塘长年不熄。堂屋左右两边是老人和未婚子女卧室、厢房楼上或做客房或堆放杂物,楼下为多圈养牲畜、饲养家禽或作制铁器的工作间。建新房时,人们也有放爆竹、挂红等习俗。

阿昌族素以好客而闻名。好客的特征又体现在“以酒待客”上。如果亲戚、好朋友来家里,一定要请他们喝米酒、吃饭,倾其所有,方能表示自己对客人的尊重和诚心。有贵宾自远方来,还要在村口请他喝“进寨酒”。阿昌族无论是亲戚、邻居、朋友大家经常往来,谁家办红白喜事、建房盖屋,大家都主动前去帮忙。在阿昌族寨子里,在岁末农闲时,年轻人结婚办喜事的较多,发婚宴喜帖之风气较盛。人们礼尚往来,守望相助,平时往来互赠的礼物是糖果、饼干、饮料等。在参加婚礼时,可送钱,也可送日常生活用品。频繁的交往加强了大家的联系。

阿昌族的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实行幼子继承制,也有三代同堂的家庭。过去,男女青年婚前恋爱自由,每至傍晚,青年小伙子到喜爱的姑娘家附近或竹丛里,用葫芦笙吹奏悦耳动听的曲调,逗引姑娘,有些地区则青年男女成群结队,在火堆旁,互相对唱情歌,往往通宵达旦,称为“串姑娘”。但婚姻缔结却要由父母包办,由此造成了“领婚”(青年男女私定终身,遭女方父母反对,姑娘跟心上人私奔)、“抢婚”现象及青年男女在婚姻方面的苦恼。现在阿昌族青年大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串姑娘”、对歌在一些阿昌族村寨,也被到歌舞厅、娱乐场所交际而取代。阿昌族传统的婚姻制度主要是实行同姓不婚,但长期以来与汉、傣等族的通婚却较普遍,反映了阿昌族与兄弟民族之间很久以来的亲密关系。近十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加,族际通婚和跨国婚姻有增多的趋势。过去,在阿昌族社会中存在夫兄弟婚的转房制婚姻形态,以及姑男娶舅女、姨表互婚等风俗,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婚姻习俗已逐步被人们认识到弊端而不再提倡。

阿昌族一般行土葬。在信仰佛教的地区,人死后,先请佛爷念经,然后择吉日出殡。也有接气、报丧、停灵祭奠等习俗。出殡时,由佛爷用一条长约三、四丈的布系于棺木之上,手牵布幅走在前面,以示由老佛爷领路,让死者平安到达“天国”。棺木抬出门时,死者妻室儿女跪在两旁,棺木要从他们头上抬过,表示“搭桥”给死者过河。每个村寨均有公共墓地。梁河阿昌族老人去世时,过去要用火枪对天鸣放,现在改为放鞭炮,向大家报丧。还要请“活袍”(经师)主持祭奠。葬礼中最悲切的场面是唱孝歌,催人泪下,以情感人。非正常死亡者实行“火葬”。

阿昌族各地节日众多。从阿昌族的民族节日里可看到受汉、傣等民族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户撒阿昌族的节日比较多,有赶摆、泼水节、进洼、出洼、烧白柴、火把节、换黄单、过新年、浇水花等,这些节日与小乘佛教信仰有关。其中,“做摆”活动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也是各村寨及阿昌族与傣族民间交往的重要方式。

阿昌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是“阿露窝罗节”。它是根据阿昌族人民的意愿,将原梁河地区阿昌族纪念传说中的人类始祖遮帕麻与遮米麻的民族宗教节日“窝罗节”与陇川户腊撒一带阿昌族传统的小乘佛教“会街节”统一起来的节日,“阿露窝罗节”于每年公历3月20日—21日举行,节日标志为青龙、白象。从1994年3月20日开始,每届节期,各地阿昌族欢庆节日,各村寨、各支系互派代表,共祝佳节。节日内容丰富多彩,阿昌族不仅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宾朋展示他们的人才、歌舞、服饰,还举行各种联谊比赛活动,早已突破了宗教的局限,朝着传承民族文化,加强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方向发展。

阿昌族的歌谣、故事、传说等民间口传文学十分丰富。它们题材较广泛,有的反映宇宙与万物的起源;有的反映本民族的来源及历史;有的歌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斗争精神;有的赞扬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等。其文学作品的种类有史诗、故事、歌谣、戏剧、神话传说等。最著名的是神话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它是研究阿昌族古代哲学、文学及社会思想的重要资料。故事《选头人》、《兄弟打铁》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阿昌族人民的社会生活。还有一些童话、寓言故事,把动物人格化,赋予人的思想特征。阿昌族的戏曲受到汉、傣、白等民族文化影响,祈求五谷丰登,以农业祭祀为主题思想,演出时用本民族方言,深受大家喜爱。“对歌”是青年男女在劳动之余十分喜欢的活动。歌谣有习俗歌、情歌、苦歌、山歌等,押韵上口,感情真挚。乐器有葫芦箫、洞箫、三弦、二胡、象脚鼓、锣、钹、唢呐等。舞蹈以象脚鼓舞、耍狮子、玩春灯等最具民族特色。梁河阿昌族的传统体育有射箭、武术、打拳、舞棍及青龙大刀等。工艺美术有刺绣、髹漆、染织、雕刻、银器制作等,图案美观,制作精细。特别是雕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家具、建筑物、佛龛上棉,都可看见雕刻着各种动、植物,形象生动。此外建筑和绘画也都有一定的民族特色。阿昌族的绘画艺术,大多与宗教有关。人们在佛龛及一些祭祀器物上彩绘了太阳、月亮、树、花等图案,绘在建筑物上的山水、花鸟、人物画也较有特色。

在阿昌族村寨中存在一些涉及人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习惯法和村规民约,如宗教信仰、家庭婚姻及财产继承、土地使用、劳动互助、禁赌防盗、村风村纪、公益事业等。它们有的是口传,有的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它对传承民族文化、指导人们行为规范及协调民族内部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阿昌族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其中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及道教。

梁河、潞西、龙陵一带的阿昌族,受汉族的影响,以信仰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为主。梁河阿昌族原始宗教的核心是万物有灵。他们认为自然界中的日、月、江、河、大山、巨石、大树等,均有灵魂,都有超人的力量,而神灵也有善、恶之分。善鬼能帮助人们,使作物生长旺盛、粮食丰收并保护山林。恶鬼使人生病、寨子中的牛、马等牲畜死亡。当人们生病或遭受灾害时,就只有祈求神灵保佑,定期或不定期地杀禽、杀牲献祭,以求驱病去灾。他们对太阳神、月亮神、土主神、灶神、火神、树神、巨石、田公地母、战神、狼神、猎神等都要祭祀,其方式、程序、地点均不同,各自都有特定的含义。阿昌族的每个村寨中,均有“庙”或“塞”(与庙性质差不多)供奉神灵。

祖先崇拜在阿昌族的宗教信仰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遮帕麻和遮米麻是人类的始祖天公地母,梁河地区阿昌族每年都要定期举行盛大的窝罗节,纪念和祭祀他们。寨神是阿昌族的远祖,各个村寨均供奉并祭祀他。在阿昌族的观念中,人死后有3个灵魂,一个在坟上,年年清明要献祭;一个供在家中堂屋,年节也要祭祀;另一个送“城隍庙”供奉。每年七月初一、八月十五也要祭祖。

陇川户腊撒一带的阿昌族因受傣族影响,主要信仰小乘佛教。当地佛寺、佛塔的造型与周围傣族的相似。佛教在阿昌族人民生活中影响较大,每年都有定期的“进洼”、“出洼”、“烧白柴”等宗教节日和活动。信教群众在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中,倾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凡对佛或僧人贡献财物均为“赕佛”。除了宗教节日活动外,不少信徒还勤俭节约省下钱财,对佛祖举行一次最大的功德——“做摆”。佛寺在阿昌族村寨中发展成一个文化中心,而宗教活动也加强了阿昌族与傣、汉等民族的交流。1998年,户撒乡成立了佛教协会。在现行的一些佛教教规里,将传统的教规与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规范人们行为方式,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在户腊撒的村寨中,除了供佛,人们也供奉关羽、土主、财神等。该地区信仰汉传佛教和道教的阿昌族只集中在几个村寨中,每年也定期举行祭祀玉帝的活动,村中也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宗教人员。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