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政策，民族干部茁壮成长的“沃土”

　　“我在国家民委人事司民族干部处工作了10多年，我和同事们不仅亲眼目睹了国家民委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也见证了民族干部培训工作的发展，更参与了许多民族干部培训工程。”说起自己从事的民族干部培训工作，国家民委人事司民族干部处处长黄耀萍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干部自身也日渐意识到培训、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黄耀萍说。

　　而回顾起“文革”期间民族干部的遭遇，却让人几欲落泪：民族干部政策遭到重大挫折，建国17年来民族干部工作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大批民族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自治机关中民族干部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据1977年调查，当时全国5个自治区中，29个自治州中的7个、69个自治县（旗）中的32个，担任革委会主任的都不是民族干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也随之开始了崭新的历程。

　　1979年5月，国家民委召开了机构恢复后的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1982年，新中国第三部宪法颁布，明确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1984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和培养作出了明确规定，将宪法中关于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规定具体化。

　　1993年6月，中组部、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会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这成为上世纪90年代指导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00年和2005年，三部委又相继召开了两次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这表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 黄耀萍说。

　　“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该民族的干部。” 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毛公宁说，“近些年，在国际风云变幻、不少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国却保持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国有一支能够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民族干部队伍。”

　　毛公宁认为，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并联系群众的干部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关键因素，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情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适应新的形势，专业技术人才脱颖而出

　　49岁的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副局长索仁，出生在阿里措勤县曲洛村一个牧民家庭，从小在山上放羊的他在13岁那年被选拔到西藏民族学院学习，他的一生也因此改变。

　　索仁至今还记得当时选拔他的乡干部对他说：“等你从内地学习完回来，就可以当有知识的干部，为家乡老百姓服务。”如今，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到副厅级领导，从与农牧民打成一片的技术人员到闻名全国的专家学者，索仁当年的同学遍布雪域高原。

　　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性规定，并充分利用各级党校、大中专院校、干部学校，进行长、中、短期的教育和培训。

　　早在1988年，我国就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专门机构，由于没有校址，就一直设在中央民族大学，依托该校的资源，进行民族干部培养。2003年，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重要基地——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平均每年培训各级各类少数民族干部3000多人次，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培训了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两万多人次。

　　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给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带来了巨大变化：目前，我国已培养291.5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在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全部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有的还担任了地方党委书记。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还被选拔到中央和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达到40名。

　　引人注目的是，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时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加注重专业技术干部的培养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结构进一步改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大量的优秀少数民族专业技术干部。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202.6万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69.5%。  

　　蒙古族兽医学博士旭日干，因培育出世界第一只“试管山羊”赢得了“试管山羊之父”的称号。旭日干曾是内蒙古大学生物系讲师，后任内蒙古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姬秋梅是一位藏族女博士。在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期间，姬秋梅被选派到中国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进修学习，之后到中科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环境研究所进行硕博连读。在此期间，她曾在尼泊尔国际山地中心学习山地农业发展理论；在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生物能量学”的全部课程。姬秋梅回国后，加强了对西藏牦牛的科学研究，并积极筹备建立了西藏牦牛研究与发展中心。目前，她承担的野血牦牛胚胎移植技术研究已取得了创新性的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姬秋梅说：“西藏农牧业技术人才奇缺，国家为了培养民族干部，给了我很多机会，我希望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在发展西藏畜牧业上，特别是西藏牦牛的研究上，帮助农牧民增收。”

　　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培养，2005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联合印发了《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实施方案》。到2007年，少数民族高学历招生规模已经达到硕士生3000人、博士生700人，并将最终达到年招收硕士4000人、博士1000人的规模。

　　根据《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10年，少数民族各类人才占在业人口的比重，将比2005年提高0.5%，预计将达到9%，基本接近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挂职锻炼，少数民族干部成熟的“催化剂”

　　“作为一名壮族干部，我是幸运的，两次挂职锻炼使我受益颇多，终生难忘，也正是挂职锻炼，让我这位少数民族干部与民族工作建立了不了的情结。”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民委主任农立芬深有感触地说。

　　多年来，我国一直通过立法来保证少数民族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如《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配备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使这些民族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国家还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性规定，对他们进行长、中、短期的教育和培训，确保他们能够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理论水平。

　　从1980年起，中央党校根据西藏、新疆建设事业的需要，先后开设不同班次，培训不同层次的干部。目前，已经培训西藏民族干部1466人，新疆民族干部2686人。

　　从1990年开始，中组部、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本着“学有所用，对口安排”的原则，每年从民族地区选派德才兼备、政治文化素质高、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发达地区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着力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促进他们快速成长。

　　翻开今年1月新当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领导的简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等人，都有过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的经历。

　　内蒙古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错、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刘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黎明、四川省副省长张作哈、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等人，都是经过挂职锻炼脱颖而出的民族干部。

　　从2000年开始，挂职锻炼工作的第二个十年计划开始实施。为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国家调整派出干部的省区市和接收单位，将这项工作更名为“选派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2000年初，中组部、统战部、国家民委在总结前10年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印发了《2000—2009年选派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工作规划》，根据规划，国家每年将选派400至500名西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挂职锻炼，以期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为西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培训4000至5000名综合能力较强的党政领导干部和科技、经济管理人才。

　　选派对象重点是县处级以上、在党政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优秀年轻干部，特别是对到中央国家机关挂职锻炼干部的资格条件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主要是地厅级干部和县市党政领导的正职。

　　截至目前，已经有4659名干部参加过挂职锻炼，其中少数民族干部2718名，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起来。接收干部的单位已经增加到中央国家机关共67个单位、5个省、3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

　　此外，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出国、出境参加各类短期培训,也是新时期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国家民委每年都会有计划地选拔150名民族干部，先到高校集中培训，然后出国学习交流。

　　“走出大山，跨出国门，感受最深的是‘落后只能挨打，内乱必遭殃，发展才是硬道理。’”西藏边境县隆子县县长巴珠一直在边境工作生活，却一直没有机会跨出国境。2005年底，他随西藏自治区边境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培训班到欧洲7国考察后，感触非常深刻，对于西藏的优势和本县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

　　出国交流不仅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干部开阔眼界、更新观念，还在对外宣传我国民族政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巴珠等人出访欧洲时，就不失时机地向国外人士介绍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新西藏。

（记者 孙文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