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那曲——我的家
西藏自治区那曲县副县长  张娅娜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来自西藏最北端的那曲县，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美丽草原，有令人神往的可可西里，还有被西藏人民称作生命线、经济线、幸福线的青藏铁路，即将从我们那儿经过。常年生活、工作在那曲，在领略大自然神奇魅力的同时，更要经受它严酷的锤打和磨炼。我生在重庆，成长在西藏。在与藏北人民相处的20多年里，我从懵懂少年到立志为党的事业当好公仆。应该说，是那曲人民成就了今天的我，是他们的热情善良和打心眼儿对党、对汉族干部的真心爱戴感动了我、教育了我。那曲虽然地处藏北高原，但人们致富奔小康的心愿就像阳光一样炽烈，能为那曲人民做实事、办好事是我张娅娜无上光荣的使命。
　　来到西藏的那一年，我15岁。打小时候起，西藏的神奇高远，藏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就已在我心灵留下美好印象。带着好奇带着向往，我独自来到西藏那曲。
　　那曲江绵区的雪山草地，记忆了一个汉族女孩的成长经历。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许是我太渴望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我和牧区少年一样，抢着、争着干又脏又累的活儿，同时，我也体验着劳动带给我的种种乐趣。在牧区，我们是用牛粪取暖、烧火做饭的。不知道的人可能会问牛粪会不会很臭，可是在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却分明体验到这气息的温暖。因为它不仅烧出了喷香的酥油茶，也燃烧了一个汉族少女最简单最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有一天我能为他们过上好日子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然而，不懂藏语，连起码的交流都成困难，又谈何为他们办实事?为更好地与藏族群众沟通、交流。二十多年来我把藏北辽阔的草原当作自己的课堂，把藏族父老乡亲当作学习语言的良师益友。现在，我已能用较流利的藏语与藏族群众交流。在学与教的过程中，我对西藏、对那曲的日益了解，我与藏族父老乡亲之间的友情、亲情与日俱增。我深信，总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回报这片深情的热土。
　　1977年春，在藏族人民的热情帮助下，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发电厂学徒工。虽然那活儿很辛苦很累，可一干起活儿来，我就忘掉了自己的性别，忘掉了自己还是18岁的年龄。
　　单位的领导看我踏实、肯干，为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20多年间，我从办事员、出纳、会计、行政科长、人事科长、副秘书长直到现在任那曲县副县长。回顾我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经历，虽然与我的勤奋刻苦分不开，但是，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没有西藏人民对汉族干部的衷心爱戴，仅凭我张娅娜个人的力量发出的光和热是多么的有限。
　　上中学时，我失去了课堂，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我渴望知识能给我力量。工作之余，我加紧自学文化知识，无比珍惜组织上给予我到内地大专院校脱产进修学习的机会。在学校里，我贪婪地学习，就象初到高原贪婪地呼吸世界最纯净的空气一样。1987年，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在自治区党校学习和到浙江省挂职锻炼和培训，不仅锻炼了我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的本领，也更坚定了我为西藏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勇气。
　　在那曲地区政协工作期间，不论是领导还是同事，我与长期与我们党合作共事、肝胆相照的政协委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甚至是亲情。1998年，那曲地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多尔吉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必须马上送到内地医治，组织上决定派我陪护老人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疗。在多尔吉同志住院的半年期间，我象女儿一样尽心护理着老人。为他洗脸擦背、端屎倒尿，怕老人吃不惯医院饭菜，就按老人口味买菜煮饭；怕老人寂寞，就用藏语和他聊天，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我与老人是一对父女。成都离重庆市不过4小时的路程，但在照顾老人的半年时间里，我连春节都是在病房过的。 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是我陪伴着他走过的。
　　当组织上决定选派干部去浙江省挂职锻炼时，政协的老同志们都一致推荐我去。临时，时任那曲地区政协副主席的珠康•土登克珠活佛亲笔赠言，勉励我要刻苦学习，早日归来建设那曲。在他调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前，他和夫人还特地送我一套珍贵的藏装。每当穿着这套藏装欢庆节日，去参加羌塘草原赛马盛会时，我都会产生强烈的自豪感。（今天，我之所以穿着这身藏装在这里演讲，因为穿着它，是因为我坚信，它能给予我力量，它能让我时刻感觉到我和那曲人民在一起！）
　　“群众利益无小事”，多年来，我坚持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我帮那曲果洛镇的一名普通妇女低息贷款，用来搞经营；作为县里的领导，骑马或者步行深入分散在全县的牧业点是常有的事。每次下乡，我总要想办法筹集资金，购买茶叶、酥油和太阳能光电板等送到最困难的家庭。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随身带的工资拿出来送给他们。我不是那种特别善于表达的人，我只想尽我的职责、尽我的心意，兑现在15岁那年就已许下的愿望——为那曲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西藏人民最能体会党的恩情，党时刻与人民心连心。由于藏北特殊的地理位置，那里时常遭受暴风雪的袭击。每当我们工作组、人民军队带着抗雪救灾物资奔赴受灾村子时，远远的就看见那些受灾的藏族群众，从被大雪包裹的帐篷里倾巢而出，手里高举着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的画像，捧着洁白的哈达，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呼雀跃地迎向他们的亲人，有的老人还抱着我们的干部哭得象个小孩子。此情此景，总让我无比激动、热泪盈眶。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靠山，而当人民群众遭遇困难和不幸时，党就是人民群众最坚强的靠山！
　　西藏人民也最爱惜党的干部。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不论是群众还是领导，西藏人民对汉族干部有着最朴素的感情，这一点我有发言权。
　　在2002年的元月初，时值数九隆冬。早上7点，我和县文化局、市政局的两位藏族同志驱车前往拉萨跑项目，能不能顺利地拿到项目，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半路上，因路面结冰很厚，车轮打滑，一下子失去了控制，车身连翻了两翻，滚到了路基下。车窗玻璃全碎了，我们都被困在变形的汽车里无法动弹，幸亏有路过的牧民群众发现，把我们从汽车里拖了出来。所幸的是我们一行四人全都活着，而且都只受了点轻伤。没有谁发动，只见过路的群众二话不说，纷纷解下各自系在藏袍上的腰带结成长绳套在车上，齐心协力把重两吨半的车子连推带拉地挪上了公路。天气是那么的寒冷，但群众举动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为了感谢他们的真诚相助，我正想给大家一点酬金表示谢意，可他们却笑着摆摆手，收拾好各自的腰带又继续赶他们的路。此时，西藏人民的纯朴与善良再一次感动了我。有一种力量驱使着我、鼓励着我一定要拿到项目。说也奇怪，我们的车经过简单的修理后居然又可以前进了。没有了挡风玻璃，寒风刺骨，但大家都精神抖擞，一心只想尽快赶到拉萨。仅仅320公里的路程，居然用了十八个小时。当我们忍着伤痛，直奔有关部门说明来意时，一位领导感慨地说：“我没见过像您这样的县长，为了项目险些把命都搭上了！”
　　2001年冬，我接受组织安排，去聂荣县永曲乡蹲点三个月。在海拔5000米的永曲乡，因为天寒地冻，加上劳累过度，我全身浮肿，但始终没有吭过一声。与身体上的病痛比起来，丈夫选择在这个时候跟我离婚带给我的伤痛更深。在永曲乡蹲点的三个月里默默地干着工作，谁也没有看出我内心所承受的重压。然而当地区佛协常务副会长加色•贡桑旦增，买了猪肉罐头、蔬菜和藏药，骑马亲自送到乡里去看望我时，面对藏族同胞的关爱，我流下了泪水。第二次掉眼泪是在那么切乡抗击疫情，我每天马不停蹄地辗转于牧场，忙碌、操劳使一头浓密的长发大把脱落，由于长时间没有顾不上洗头发，头发上都长了虱子。看到我奔忙劳累的样子，乡党委塔吉书记实在看不下去，就亲自为我买来了鸡蛋、罐头等营养品让我好好补补身子。乡妇联主任嘎嘎硬拉着我为我冲洗头发。看着一缕缕飘在水盆里的落发时，忍不住啧啧惋惜，我再一次掉下了眼泪——不是因为委曲，而是我也把他们当成了亲人。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抗疫工作圆满结束后，那么切乡党委、乡政府用藏文给那曲县政府写了题为《当重大疫情发生时，党和人民血肉相连—记副县长张娅娜》的一封长达十多页的表扬信。“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切乡群众的举动，更加鞭策、激励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只要是群众的事，就要把它事办好、办踏实。
　　公生明，廉生威。党把权力交给了我，我就要为人民用好权，服好务。在我刚任那曲副县长不久，一些包工队为了拉工程搞项目，不惜重金请客送礼，都被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时间久了，他们自然就不来找我了，但同时找我交心谈心的基层干部和乡下的牧民群众多了。不管是家长里短的事，还是看不惯的事，他们总喜欢跟我说说。在乡亲们的眼里，我是他们的亲戚又是他们的朋友。有一天，一群老乡打听到我的住处后，我恰好不在，他们就坐在院子里等。当别人问起找谁，他们自豪地说：“来走亲戚！”见人家不解，又补充说“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位‘甲姆县长’！”（甲姆县长就是汉族女县长的意思）。我喜欢老乡们称呼我，这称呼是金钱和其他荣誉无法换取的，因为它是我用真情和宝贵年华赢来的，因此我倍加珍惜、倍感荣幸！
　　近两年，那曲的经济发展较快，那曲镇出租车运营生意也随之红火，但为争客源而产生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一天，我得知地区运管所正遭到部分车主、驾驶员围攻，就立即赶到现场。当我看到好多车主、驾驶员围着运管所所长，气势汹汹，准备动手打人。我奋力挤进人群，护住所长，厉声用藏语严厉地喊到：“不准乱来！”。我个子不高，跟那些体格健壮的驾驭员比起来，不用说动手，一眼就能分出高低胜负。在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解下，他们自动解散了，但事情没有就此平息。当车辆清理整顿工作的攻坚阶段，几个车主和驾驶员找到我，把我堵在了家门口。他们一个个情绪激动，不停地搜寻打量我的屋子，似乎不闹个结果不善罢甘休的架式。见此情景，我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其实，我的家里，除了一张床，一台电视机以外，就是挂在墙头的二胡和月琴，此外，再也没有一件多余的稍微值钱的东西。你们要砸，就砸吧。出乎意料的是，那个领头的司机语气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对我说：“没有想到哇，如今，还有像您这样清苦的县长，张县长，我们不忍心给您添麻烦了！”说罢，转身出去了。临走，还小心翼翼地帮我关好房门。打从那以后，那些司机再也没有找茬捣乱，而且，他们还主动充当起了义务调解员的角色，给其他“钉子户”做起了车辆清理整顿的思想工作。这件事给我启发教育很大：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只有自身做到清正廉洁，说起话来才硬气，群众听了才服气。
　　每个女人都渴望自己能拥有一份真诚的爱，它不一定浪漫，但一定能够温暖地陪伴一生。和所有平凡女性一样，我与爱人也十分珍惜在艰难岁月共同构筑的温暖小家和平淡的幸福生活。然而，因为工作需要，我在家里呆的时候越来越少，经常下乡出差，不仅不能照顾患有心脏病的丈夫，而且就连儿子一出生就不得不丢在重庆父母家中。1996年丈夫病退回到了老家，当时他就希望我能为了这个家和他一同回去。我又何尝不想守着自己温暖的小家庭过日子呢，可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将离开那曲，离开那曲就不能兑现我最初的愿望。我知道我选择留在意味着什么，既然已作出了选择就该坦然面对。
　　人生总是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为我的健康考虑，远在重庆的亲人们盼我能回到重庆，要不调到拉萨也行。他们帮着我跑调动。调函从重庆、从拉萨发了一次又一次，我没有动身。参加工作27年来， 27年来，因工作需要，我多次放弃休假的机会。难道是我不牵挂上了年纪、体弱多病的父母亲，甘心被已悄然长大的儿子说他母亲为了工作不爱自己的亲骨肉吗？！我深爱着我的每一个家人，但我欠他们的，这么多年来父母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无怨无悔为我抚养儿子18年，长期以来，父母在电话里总是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让我放心、安心地工作。去年11月，当我出差成都顺道回到重庆老家，见到多年不见的父母亲时，我掉下了眼泪。因为，一直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身体很好，一切都好的老人家，其实身体状况很差。而父母的黑发什么时候变成满头银霜，嗷嗷待哺的小儿怎么长成风华正茂的青年，这么多年，我都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我的父母亲们既要抚养外孙，还要给我精神上予以支持，现在疾病缠身还要瞒着我、宽慰我。这是多么深沉的爱啊！我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不好好工作，不为那曲县人民当好公仆呢！
　　在外人眼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但我也有脆弱的时候。记得是在2002年的冬天的一个凌晨，赶到乡里处理完紧急公务回来的途中，车子不停出毛病，直到半夜才回到家门口。当我用冻得抖嗦的手开门时，不知怎么，钥匙断了，当时，我整个人都楞在那儿了。数九寒天，外面的雪下得正大，有家却不能进，一个孤零零的女人，站在黑夜的冰天雪地里，偶尔还听得到雪花坠地时发出的“沙沙”声响，白日里的疲惫，眼前有家不能归的窘迫，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曾经温暖的小家，想到了心爱的儿子，有个家真好啊！至少在我晚归时，有一盏灯还在为我亮着。但越是想家，越是爱家，我就越要全身心投入工作。在投入中能够让我忘却伤痛，在投入中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次次升华。谁都渴望幸福的生活，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我十分清楚长期工作、生活在高寒缺氧的地方对身体的损害，据统计，那曲干部平均寿命只有43岁。有人问，是什么力量支撑我、鼓励我坚守那曲？我要说：是那曲人民对汉族干部的真诚热爱，是千千万万个“老西藏”们身上那种“缺氧不缺精神”坚强的毅力，鼓舞、感召着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如今，在西藏还有许多踏着父辈们的足迹，舍小家，顾大家，长期默默奉献在基层、吃苦在基层的“老西藏”后代还有很多很多，我不过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今天，我能幸运地站在这里演讲，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我要借今天这个宝贵机会，向给予我培养、关心和爱护的西藏人民表示诚挚谢意！是西藏辽阔高远的天空锻炼了我飞翔的翅膀，是西藏广袤深情的土地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是热情善良的藏北人民亲人般的关怀、热情支持和殷切嘱托促使我更加勤奋地工作。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句：“30年的选择，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