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大瑶山 爱洒红瑶女
武警广西总队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指导员 何方礼
各位首长、同志们：
我叫何方礼，1992年12月从四川省通江县入伍，现任武警广西总队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指导员。入伍12年来，我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号召，在完成好本职任务的同时，组织和带领中队官兵，配合当地政府广泛开展扶贫帮困、捐资助学等活动，为提高驻地红瑶女童的文化素质，促进大瑶山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使昔日目不识丁的红瑶女，如今成为建设大瑶山的新主人，先后涌现出了第一个女教师、女军人、女大学生和女共产党员。（一）
1993年3月，我被分配到武警广西总队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服役。融水县聚居着苗、瑶、侗、壮、汉等5个民族，自然风景独特，民族风情浓郁，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比较落后。在融水白云、大浪等乡，有一个瑶族分支——红瑶，因为贫穷、封闭和受“狗不耕田，女不读书”传统习俗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红瑶女童从小就被束缚在木楼里，世世代代都是文盲。我第一次接触红瑶女童是在199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队组织新兵到红瑶女童班参加助学活动。4月的大瑶山，天气还非常寒冷，寒风夹着细雨，我们穿着绒衣还冷得瑟瑟发抖。在进山的路上，我们看到3个八九岁红瑶女童穿着单薄的衣裤、光着脚丫缩成一团在山坡上烧木炭。我问她们为什么下雨天还在外面烧炭，她们好奇的打量着我们，互相推搡着，过了好半天，才有一个女童揉着被烟熏得发红的眼睛，轻声地说：“叔叔，我们想上学，可家里没钱，阿爹说了，只要我们烧炭挣够了学费，就让我们去读书”。听到这些话，我非常心酸。城里这样年龄的孩子，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山里的孩子却为了学费饱受饥寒之苦。走进瑶寨，我们看到，有的瑶胞房屋四面透风，有的全家人只能合盖一床破被子，红瑶女童班的学生衣衫褴褛，多数都没有鞋穿，而那些没钱读书的红瑶女童，则眼巴巴的趴在教室窗口，羡慕地看着正在读书的小伙伴。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求学艰难，想不到这里的孩子想读书比我还要难。我的家乡在革命老区大巴山，父亲右手残疾，母亲左眼失明。记得7岁那年，村里同龄的孩子们都去上学了，我也很想去读书。当时我60多岁的爷爷得了重病，为给爷爷治病，家里欠下800多块钱的债，我几次哭着闹着要上学，都被父母无可奈何地拒绝了。最后，在班主任王植芬老师的资助下，我才有机会走进了课堂，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警营。
嚼过黄连根，方知滋味苦。相似的人生经历，使我对红瑶女童求学的艰难有着切身感悟。面对辍学的红瑶女童，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她们改变命运。经过了解，我选择了家庭最困难的代妹英作为资助对象。回到中队后，我便从当时每月21元的津贴费中抽出10元准备寄给代妹英。在邮局填写汇款单时，我犹豫了好久。我有一个妹妹叫何芳，当时正在读初中。当兵5个月来，我坚持每月寄10块钱作为她一个月的生活费。现在，如果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那么妹妹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怎么办？我重新拿过一张汇款单，填上妹妹的名字。这时，瑶寨里那个穿着破旧瑶裙、光着脚丫的代妹英又浮现在我眼前。妹妹缺钱，吃咸菜还可以熬过来，代妹英没钱，就没办法上学呀！最后，我还是把钱寄给了代妹英。回到中队后，我给妹妹写了一封信，对她说：“何芳，原谅哥哥吧，在这里还有更需要帮助的红瑶小妹妹。”经过反复盘算，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用钱计划”：把每月21元津贴费分作3份，8元钱寄给代妹英，8元钱寄给我妹妹，剩下5元自己买日用品。就这样，我资助代妹英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后来我提了干，工资增加了，又先后资助了6名红瑶女童上学，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这也是当地红瑶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由于种种原因，红瑶女童班经常发生学生辍学现象。这些年，我始终抱定“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不仅把自己节省下来的3万多元钱全部资助了红瑶女童，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红瑶女童完成学业。99年新学期开学一个星期了，可女童班仍有15个位置空着。我一村一寨地走，挨家挨户地劝。红瑶女童代妹忠的爷爷在附近村寨享有较高威望，我就把说服代大爷作为突破口。听说代大爷生了病，我买好药送到他的床前，却故意不说药该怎么吃。不识字的代大爷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问，只好在那里干着急。这时代妹忠拿起说明书，大声的读出服用方法。代大爷感叹地说还是读书识字好啊！我趁热打铁，给他讲送代妹忠去读书，既可以改变她个人的命运，将来做了母亲，还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做通代大爷的工作后，我又去乡里买酒菜，准备把附近失学女童的家长请到代家来喝酒。在返回寨子的路上，遇到了当地罕见的大雪，10多里山路，我走了近５个小时。当我满身泥水站在代家门口时，代大爷一把抱住我，含着热泪对各位家长说：一个外乡人为了咱瑶家妹子读书这样劳神费心，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送孩子去上学！短短几天，15个空座位又坐满了。瑶山村寨分散，有的女童每天上学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到县里争取到50多套被褥，让女童班的学生全部寄宿住校。2002年夏天，因山洪暴发，上学途中的一座浮桥被冲走，给女童上学带来很大不便。我得知后，利用节假日带领中队官兵搭建了一座新的浮桥，为她们解决了上学的困难。
红瑶有早婚的传统，有的十二三岁定婚十六七岁出嫁。2003年6月，在县民族中学读初中的17名红瑶女童中有11人集体逃学，准备回家“坐妹”（也就是找对象）。我听说后，心急如焚，立即和乡、村干部一起赶往这些学生家里，苦口婆心的给她们讲国家婚育政策，讲早婚早育的危害，讲读书学习的好处。对已经接了庚书定婚的，我把双方家人找到一起，动员他们至少先让红瑶女童完成学业，终于使这11名红瑶女童全部重返校园。
在“一个都不能少”信念的支撑下，这几年，我和中队官兵所资助的红瑶女童没有一个辍学，对考上初中、高中的，我们也一如继往的鼎力资助。我们还在中队建起了“红瑶女童之家”，每到周末就把在县城读书的红瑶女童请到中队，教她们学习电脑，让干部家属教她们生理卫生知识，让她们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看到资助的红瑶女童相继成为大学生、教师、干部、军人，我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更加坚定了帮助红瑶女童的信念。（二）
俗话说：独木不成林，个人难撑天。为了帮助更多的失学女童，我一边尽我微薄之力资助，一边借助社会力量为更多的红瑶女童创造读书机会。
1996年，红瑶女童班因经费不足一度停办。为争取办班经费，我走企业跑厂矿到处拉赞助。开口求人难啦，尽管每一次我总是耐心的解释，资助红瑶女童是为了改变大瑶山区的落后面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很多人还是对我的做法不理解。有的表示爱莫能助，有的干脆避而不见，有的甚至挖苦我，说什么做好事，还不是为出名，没钱就别充大头！钱没有要到多少，委屈倒受了不少。但是，想到大瑶山红瑶女童那一双双求学的眼神，我又一次次劝慰自己：只要能帮助红瑶女童上学，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上门求助行不通，开学的日子又越来越近，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第二届红瑶女童班流产吗？不行！经过反复思考，我感到，只有让大山外的人们对红瑶女童的困境有直观的了解，才能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于是，我背着照相机跋山涉水深入瑶寨，半个月后，由140多幅照片组成的“红瑶女童的心声”大型图片展，相继在融水、柳州、南宁等地的机关学校、军营警营、街道社区流动展出。女童班学生代妹花曾写过一篇《我要读书》的作文，曾深深感动过我，我便以此为素材编成小话剧，我饰演“父亲”，女童班学生兰仙英扮演“女儿”。由于我们都有切身体会，表演真挚感人，台上情真意切，台下泪水涟涟。30多场巡回演出，每场演出都掀起一次情感的浪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与支队共建的柳州市第二职业学校组织40多名师生到白云乡中心小学现场见学，当师生们亲眼看到大瑶山区艰苦的环境，切身体会到红瑶女童求学的艰难，深深地被我们无私助学的真诚感动了，很快就筹集10万元资金，并捐赠了60套课桌和一批教具，与我们一起合办第二届红瑶女童班。越来越多的人士也纷纷加入到捐资助学的行列。成都市一位退休工人给我寄来1500元钱，要我转交给红瑶女童班。杭州一名私营企业老板寄来60台语言复读机。广西农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组织师生捐款3800多元和一批学习生活用品。曾经让我碰钉子的那些老板们也深受感染，不但自己捐款，还动员身边的人积极捐资助学。更多素不相识的人士通过我牵线搭桥与红瑶女童结成对子，每月定期寄来生活费……中队官兵助学的事迹在部队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响。武警广西总队的主要领导先后3次到白云乡考察，发动全总队官兵捐款30多万元，在白云乡中心小学兴建了红瑶女童教学楼，并在总队范围内开展“1+1”、“2+1”助学活动，每年还开展一次“红瑶女童手拉手夏令营”活动，组织女童班学生走出大瑶山，到城市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就这样用精神感化，用行动牵引，我们先后争取到社会各界捐款捐物价值300多万元，第二、三、四、五、六届红瑶女童班顺利开班，帮助270多名红瑶女童走进了校园。现在，女童班的学生不仅学费、生活费有了着落，还穿上了统一的校服，配发了齐全的学习用具。每当听到山寨里传出朗朗的书声，我的心里真是比喝了蜜还甜。（三）
浇树要浇根，助学要治贫。在助学过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贫困和失学是一对连体儿，因为贫困不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因为没有文化又缺乏摆脱贫困的能力，只有帮助大瑶山区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红瑶女童长期接受教育。
1999年元月，我到北京开会时了解到，河南一家养殖场养殖美国牛蛙效益非常可观，便专程赶到河南花800多元买了两对蛙种，准备带回瑶山推广养殖。大坳寨的凤金德曾是瑶口村的老支书，在附近几个瑶寨很有影响，我说服凤大爷带头养蛙。为教会凤大爷养殖技术，我专门安排一名河南籍战士休假到养殖场学习，回来后作技术指导。那年夏天的一个双休日，我到凤大爷家看牛蛙养殖情况。半夜，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惊醒过来，想到蛙池的塘口没打开，雨这么大，蛙池灌满水后蛙苗会跑光。我一骨碌爬起来，冲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地里。由于坡陡路滑，加上心情焦急，一不小心从一个高坎上摔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昏迷中醒过来。稍一动，右脚膝盖就钻心地疼。但一想到那满载瑶胞致富希望的蛙苗，我忍着剧烈的疼痛慢慢爬到蛙池，在雨地里整整忙了一夜，看到蛙苗安然无恙才放了心，而我右膝的伤口因感染治了七天才好。
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后，当地党委政府加快了扶贫脱困的步伐。为了帮助更多的瑶族同胞脱贫致富，经请示支队批准，我主动到县政府请缨，加入扶贫工作组，深入红瑶比较集中的瑶口、甲报、大坳、林城等村寨，帮助瑶族同胞发展经济。白天，与瑶胞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又与他们一起学习种养方法，探讨致富途径。短短20天时间，我跋山涉水走遍了4个村寨近百户人家，跑坏了两双解放鞋，人也瘦了10多斤。
但是，要转变瑶族同胞祖祖辈辈形成的观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送去良种玉米，有的炒来下酒；我们送去杂交水稻稻种，有的当作口粮吃掉；我们冒雨种植楠竹，有的笑我们“发神经”。这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培养示范户，让瑶胞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经请教广西农科院专家，我得知大瑶山很适合养殖山羊和种植八角，就动员第一届红瑶女童班毕业的兰仙英带头搞种养。刚开始时，她的家人极力反对，认为庄稼人好好种田才是本份，不能跟着我们瞎胡闹。后来，我了解到融水县城郊有几个村养山羊发了财，就把兰仙英的家人请到实地去考察。当他们亲眼看到城郊这几个村确确实实因为养山羊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买了彩电，装上了电话，这才答应试试看。我从工资中拿出800多元钱，买了两只良种大黄羊和一些科技种养书籍送到兰仙英家，还送去了1000多株八角和1000多株板栗树苗，到柳州市请来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仅3年多时间，兰仙英家的大黄羊就发展到20多只，经济作物也年年丰收。附近几个村寨在兰仙英的带领下，家家户户都养起了山羊，种上了八角、百合等经济作物。现在，兰仙英家盖上了新房，买了29寸大彩电，还用上了手机。在我们扶贫工作组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这几个村寨年人均收入由不到300元上升到1200多元。经济条件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大瑶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每个村都办起了小学，家家户户都主动送女童上学，红瑶女童的入学率也由当初不到10%上升到85%，红瑶“女不读书”的观念从此成了历史。
在扶贫助学的过程中，我与大瑶山红瑶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先后3次主动放弃调进机关工作的机会，留在了大瑶山，如今我在融水结了婚、成了家，可以为红瑶女童上学做更多的工作。多年来，我们中队在扶贫助学的实践中不断获益，拥政爱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传统在一茬又一茬官兵中代代相传，中队年年被评为先进中队。
首长、同志们，这些年，我在扶贫助学道路上做了一名武警战士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1999年，我荣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的“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2001年被武警部队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2004年被国家民政部、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被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授予“春蕾勋章”，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当地党委政府也多次对我进行表彰，并当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客观地讲，大瑶山面貌之所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多的红瑶女童能够走进校园，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得益于当地党委政府和部队官兵的共同努力，得益于社会各界人士无私援助，得益于瑶族同胞的艰苦努力，我只在其中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因此，我时刻告诫自己：荣誉属于党和人民，成绩只代表过去，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事业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