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民族贸易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早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上，就确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公私兼顾，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即兼顾国营贸易饥构和私商之间、产运销之间的合理利益，坚决反对任何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欺骗与掠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在价格政策的管理下，达到发展生产，物畅其流的目的。

    1952年的全国民贸工作会议又确定，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暂不规定上缴利润，对民族贸易企业的资金来源，确定80％由国家投资，不计利息，20％由银行贷款解决。

    1962年的第五次全国民族贸易工作会议，在总结以往民族贸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族贸易“三项照顾”政策。(1)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的一部分主要农牧土特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保护价；对一部分主要工业品，实行最高限价，由此使民族贸易企业产生的亏损，依据从严掌握的原则，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2)对于交通不便，商品在途时间长，资金周转慢，流转费用大的边远山区、边远牧区的民族贸易企业，由商业部门拨给较多的自有资金，零售企业定为占流动资金的80%(一般地区为60％)，其余20％由银行贷款解决；批发企业定为占流动资金的50％(一般地区为7％)，其余50％由银行贷款解决。(3)对于民族贸易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定为20％(一般地区为3％)。至此，民族贸易“三项照顾”政策，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族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

    为了明确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区域范围，从1963年起，国家先后确定了一批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县级行政区，简称为民族贸易县。1963年确定民族贸易县的3个基本条件是：(1)少族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边远牧区交通不便、商品在途时间长，运输困难，从县到基层收购点、零售点，大部分要靠人背马驮解决商品运输的县；(2)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边远牧区，因经济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比较困难的县；(3)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边远牧区，民族特点显著，各民族生产生活差别较大的县。根据这些条件，我国从1963年起到1990年共批准民族贸易县(不含西藏)4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