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可可西里忠实的守护者，从孤军作战到应者云集，面对三江源地区最严酷的环境，他筹建协议保护区，打造人与自然的和谐。2007年1月20日，44岁的哈希·扎西多杰荣获了“2006CCTV中国五球年度人物公益奖”。
扎西多杰：守护三江源
我的人生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哈希·扎西多杰（简称扎多）的老家是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索加乡离治多县城200多公里，是治多县一镇五乡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个。每年只有大地封冻的几个月中，通往县城的路才可以勉强通车，其他的时候，江水化冻、大地翻浆，索加乡就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8岁的时候，因父母去世，扎多成了孤儿，从此吃百家饭穿千家衣，靠乡亲救济过活。从青海省邮电学校毕业之后，扎多被分配到玉树藏族自治州邮电局。“当时一个月工资有100多元，在当地来说算是高收入了。”但扎多的梦想却是当一名老师。“治多县教育落后，我当时年轻气盛，一心想着教育报国。”
花了一年时间，扎多调进了治多县民族中学。刚一上任，扎多就琢磨着教学方针大改革。“我当时提出，班主任应该由学生家长来评选，任课老师由班主任指定，根据学生成绩来核定老师工资等。”然而学校无法接受这个超前的想法，于是扎多又离开了学校，走向了可可西里，这个气候严酷，自然条件恶劣，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生命的禁区”的神秘之地。“也许，可可西里是我的命运”
可可西里是一个无人区，在行政区划上是治多县管辖的一个地方，面积约占治多县的65％。扎多从未想到过远在青藏线以西约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属于自己的。扎多说：“除了淘金者，很少有人去过可可西里，以至于后来我们很难解释我们在可可西里做什么。”
1992年7月，为了推进可可西里的开发，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并开始招兵买马。此时正是扎多在学校心灰意冷的时候。
扎多笑着说：“也许，可可西里就是我的命运。”就此，扎多成为了索南达杰招募的第一个“志愿兵”。“当时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说我走了歪路，应该走正路，经商、做官，过体面的生活。”扎多说。
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一共是545天，工委的几个人12次进入可可西里考察，行程6万公里，历时354天。“三四个人在无人区玩命了几年，有时候想着放弃，但索书记不离开，我也不离开。”扎多说。
苦、冷，这是扎多对那段岁月最多的回忆，危险反而被忽略了，直到索南达杰遭盗猎分子枪击身亡。“索书记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才意识到，无数次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索书记总说，我们要做大事。那时候我们做着治多县没人做的事情，很有诱惑力。”
西部工委成立之初，目的并不是后来被大肆宣扬的保护藏羚羊。索南达杰常说一句话：“我们藏族人，不能永远盯着牛和羊。”这句话源于1985年的一场大雪，当时受灾最严重的索加乡，全乡26万头牲畜中有22万头死亡，那是多少年来最好的年头，却在一夜间崩溃了。传统的畜牧业如此脆弱，也将索南达杰推向了可可西里。
扎多回忆说，“保护是后来的事，索书记的皮包里总装了我看不懂的书，先是《工业矿产开发》，后来是《濒危物种名录》。”
然而，一种由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沙图什”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着贪婪的不法商人、盗猎分子的欲望，成批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的藏羚羊被捕杀，而利欲熏心的盗猎者、走私者却从浸满藏羚羊鲜血的非法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遭偷猎分子枪击身亡，他保持跪射姿势的遗体很快被发现了，身边是整整两车约2000多张藏羚羊皮。2月10日，他的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了治多县城。之后，扎多离开了西部工委。扎多总是用“逃避”一词来形容此事，“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反复梦到索南达杰，前不久又去了一次可可西里，又去了事发地，他的死带给我太大的震撼。”
后来，可可两里发生了更多的故事。西部工委重组，并改称野牦牛队，几年后被撤销，全国为之沸沸扬扬。再后来，陆川执导的影片《可可西里》红透大江南北，其中讲述的故事就是以西部工委为原型的。青藏公路上终于建起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保护藏羚羊的呼声越来越高。
环境保护：我们不能再等待
“我们曾拥有绿色的地、蓝色的天、青色的河，还有歌舞覆盖着的袅袅炊烟和神圣殿堂传出的生命的祈祷。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的环境日益恶化，我们的牧民开始更多地谈论雪山融化、冰川退缩、湖泊干枯、草原沙化。我想我们不能坐等下去，必须为自己的家园做点什么。”扎多说道。
1998年，扎多与文扎一起创办了“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经济促进会”（UYO），这是青藏高原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同时，他还担任了两年索加乡的党委书记。官方、民间的双重身份给扎多带来了不少便利。凭借乡党委书记的身份，扎多主导成立了雪豹、黑颈鹤、湿地、野鹿和藏羚羊五大自然保护区，之后又成立了索加乡生态管理委员会，还通过UYO向国外基金会申请经费。2002年，扎多进入青海玉树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任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任务是对外联络和筹款，同年获地球奖。
扎多最得意的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推行的绿色社区网络，这一项目力图促使本地藏民，参与社区保护。项目一共设有6个项目点，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贡觉县相皮乡东巴村是其中之一。从青海玉树州到西藏东巴村，三四天的车程，扎多去过多次，有时候也带人进去，或者将东巴村的入带出去和其他的环境组织碰面。东巴村后来成立了一个西藏康区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所有的村民都是会员。几年里，村里种了松树近2万棵，杨树1.2万棵，另外还有一些本地树种。保护长颈白鹤的项目也在进展之中。这一项目后来获得了2006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
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是另外一个项目点。措池村位于三江源的核心保护区，约2000平方公里，是距格尔木最近的一个藏族村落。2006年9月，那里实施了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mation 简称CI）在国内的第一个生态协议保护项目，旨在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扎多说：“措池村不只是一个项目，而是探索一种新的环境治理的模式。”2004年，措池村成立了社区“野牦牛队守望者”，每年进行4次野生动物监测，还建立了社区保护制度，一些牧民将牧场让给了野生动物。
在草原我才感觉自己实实在在活着
扎多教过书，扛过枪，当过宫，又弃官做起了环保志愿者。回忆过往，他从未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
扎多说：“我刚提出在索加乡设生态示范区时，很多人认为是凑热闹赶时髦。肚子还没吃饱，搞什么环境保护?我让他们算了一笔账：我们那儿人结婚早，结婚了就要分草场，草场越来越少，再过20年草场怎么分?现在牧民的消费欲望比以前翻了倍，但生产手段还是靠多养牛羊来满足，这样原始的生产手段加大了草场的压力。青藏高原腹地的生态已经十分脆弱了，脱贫如果不能和保护同步，后果不堪设想。我要让牧民们知道，他们的最终利益所在与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
渐渐地，扎多开始把眼光放到了整个青藏高原。他走出国门，多次到德国等国家考察和学习他们的环保经验。扎多对德国人的环保意识很是推崇：“德国人口那么少，海拔也不高，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都比我们好很多，但他们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却非常强烈。接待我们的一些老人在20年前为保护环境还坐过牢。这让我觉得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来发展青藏高原腹地经济的想法是对的。”
这些年扎多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城市。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他却说：“在城里，总觉得灵魂不干净了、孤独，想回草原。”他喜欢在闲暇时，同藏民们围坐在一起，喝着酥油茶，谈天说笑。“这样我才感觉自己实实在在活着，这种状态很好。”
本文照片由哈希·扎西多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