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从青藏高原来到北京的哈希·扎西多杰风尘仆仆。这个壮实的康巴汉子两天前刚从可可西里赶到格尔木，一天前又从格尔木到西宁。尽管一路劳顿，扎西多杰略显疲惫，但是他却为几天后要参加的活动而兴奋。
5月4日，他将站在香港的土地上，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系列活动“民族菁英论坛”，向香港青少年讲述他守护可可西里、守护三江源的故事和心路历程。扎西多杰（简称扎多）是6位受邀嘉宾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是唯一从边远地区走出来的人。去年，他用他的环保行动赢取了“2006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公益奖”。在他启程赴香港前，记者采访了他。
我感觉他的灵魂还在可可西里，他总是在那里跟我打招呼
记者：在从事环保工作中，您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和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扎多：还是和索南达杰在西部工委的时候。那时没有任何资助，从政府那边也得不到帮助，我们完全是在冒险。你想想，几个人开着一辆吉普车就进了可可西里，那时不像现在，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只要吉普车一坏，我们就完了，走不出来了。
索南达杰牺牲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那时有多危险。出门时，会想一想：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但是马上又觉得自己这么想未免太胆小了。
不过，确实那时候整个社会对可可西里都是一无所知，包括政府也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况，不了解你在干什么。我们的困难，很难跟别人讲清楚。
记者：您常提到索南达杰，他对您影响很大？
扎多：索南达杰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老师。他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在没有成立西部工委时，在我们当地就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成立西部工委时，不是他强迫我们跟他走，而是我们自愿跟他走的。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同事关系，而是兄弟关系，我们的感情是在可可西里那种极端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感情是别的感情难以比拟的。
索南达杰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他牺牲后，有一度我就从野牦牛队退出了，学习深造、做官，想走回“正常”轨道。但是我经常梦见他，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感觉他的灵魂还在可可西里，他总是在那里跟我打招呼。看见藏羚羊，或者路过我们曾经经过的地方，我都会想起他来，想起在某个场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现在，这种特别强烈的感觉慢慢淡了，但是终于我可以在想起他时不愧疚，因为我能努力做成环保这件事。
记者：您有没有和盗猎分子或其他不法分子发生正面冲突？
扎多：以前在可可西里是经常的，现在少了。现在我们搞社区环保试点，主要是发动老百姓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环境。但是，也面临一些困难。有时候老百姓抓到一些盗猎分子，他们会说：这些动物又不是你们的，你们凭什么管我？这时候老百姓很难办，他们希望能亮出一个象征权力的牌子和身份之类的，来威慑盗猎者，可惜没有。
另外就是，有些盗猎者很有背景，带着枪，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也害怕，不敢管不敢抓他们。现在，那些盗猎野牦牛、藏羚羊，用它们的头来做装饰品的很多，而且这个市场在扩大。
我生命最正常的状态就是毫无掩饰地和村民坐在一起聊天
记者：目前您所在的三江源保护协会的资金方面如何保障？人员构成是怎样的？
扎多：目前协会资金主要靠向国际环保组织申请，大约每年30万。协会共7个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性质，不拿工资，只有300元补助。
今年从香港来了一个志愿者，她以前在香港是搞民间自然教育的，4年前她听说了我们的事，今年过来帮忙，要待到10月份，她要我们叫她“清水”。
记者：您认为做好环保工作，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
扎多：我认为重要的有3个方面。
一是做好当地人的工作，调动当地村民、牧民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让他们成为环保的有效主体。这样，环保就不是从上而下的事，而是从下往上的行为。
二是政府的决策，这个至关重要，尤其在中国。也许政府出台了一项有利于环境的政策，第二天、第三天就会起效果，这个收效是最快、最明显的。
三是科学。必须强调科学，而且不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与环保相关的地理学、自然生态学、动植物学等，还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因为对环境的危害不仅来自于自然变迁，更多来自于社会，而保护要把当地人的文化心态考虑在内。因此，环保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政府出台决策也应该是从这些方面综合来考虑。
记者：您的家人对您的工作怎么看？
扎多：他们都特别支持，觉得我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妻子认为我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我在政府部门做事，那与我的个性不合，我也不会做好。但是她也担心我的身体，每次打电话都问我吃了药没有，甚至说：协会缺了你还可以工作，我们母子缺了你怎么行？
确实，现在我们协会的工作很忙，基本上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只有按项目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的概念。跟国际组织合作，必须和他们的工作节奏合拍。
我的女儿很懂事，她在北京上学，上次中央电视台2006年度人物评奖投票时，她们班的同学也在投票。后来我获得经济年度人物公益奖，她很为我骄傲。但是她也担心我，上次我从可可西里出来那晚，她恰好梦见我回家，还用藏语说梦话呢！宿舍同学听她喊：阿爸阿爸，后面就是她们听不懂的叽里咕噜的藏语了。
记者：从事这么艰苦的工作，您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退缩过？
扎多：索南达杰牺牲后，当时我确实打退堂鼓，从野牦牛队退出了。按照我们当地藏族人的想法，这样干是很不好的，我应该是奋勇向前的。
不过，退出来后我还是放不下，所以又回来干环保。现在我生命最正常的状态就是毫无掩饰地和村民坐在一起聊天，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在自然面前。其他别的场合，我都感觉有点装。别说是到北京，就是在小县城都不行，很不舒服。但是一回到高原，我就精神十足。
我觉得我用不好这个荣誉和机遇是一种腐败，甚至有点犯罪的感觉
记者：获得2006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公益奖时，您怎么想？
扎多：首先是感到意外，其实即便现在当地也没觉得我干的事是正经八百的事，可以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吧。
还有就是感到有压力。我做这件事有很多机缘在里面，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目前的工作在整个环保工作中根本算不上一二，把这个奖给我，可以说是我运气好，碰上了吧。
另外，就是感到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是聪明人，是可以利用这个称号做些事情的。尤其像我获奖时，有好多获奖者是影响经济走向的企业家，如果我能联系这些人，让他们来专注青藏高原、三江源和可可西里，提供一些资金上的资助，可以让青藏高原的环保进入主流视野，吸引更多大众的注意。目前我们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外，其实我很想寻求国内的帮助，但是不知怎么下手。有时，我觉得我用不好这个荣誉和机遇是一种腐败，甚至有点犯罪的感觉。
记者：此次香港之行，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扎多：我希望不只是做好讲演，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搭建一个香港了解青藏高原的平台，赢取香港朋友的帮助。其实在青海的时候，我和那个香港来的志愿者就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组织一帮能唱能跳的人，从三江源出发，一路跳到香港去，一定会引起关注。
记者：今后您还会继续从事这个工作吗？有什么新的想法？
扎多：肯定从事这个工作。因为除了这个，我不会干别的。新的想法，一是将环保主流化，现在民间的状态还是有点不痛不痒的，主流化之后可作为的空间更大；二是将环保生活化、习惯化，让它成为一种人们缺少不了的行为习惯。这里面离不开教育，我们需要的不是常规的教育，那种“地球啊，我们的家园”之类的说教式的课本教育，而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教育方法，因为二三十年后，环境是他们迫切要面临的问题。
谈到环保教育这个话题，我想谈谈我们协会搞的生态文化节。生态文化节就是在他们过文化节的时候，加入生态的话题，如让喇嘛高僧时讲经时给老百姓讲不要滥杀动物，穿它们的皮毛，我们开流动宣传车过去，放电影，让他们讨论。另外一种教育方式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去观测自然、监测环境的变化。有一个和尚，他拿相机从花开拍到花谢，竟然拍了200多种植物，在拍摄的过程中，他体会到自然的美丽、了解到自然的变化，当然自觉地成为一个爱护环境的人了。